美元霸权困境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节点。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以下简称米兰报告）中提出“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等一系列构想，彰显美国试图通过美元贬值、债务重组和贸易对抗等手段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战略意图。从储备货币、金融控制权与国家安全维度剖析，美元霸权体系存在三大结构性缺陷：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引发全球金融周期波动；二是美元“武器化”导致国际支付体系走向割裂；三是债务货币化长期侵蚀全球金融稳定。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试图沿着米兰报告的构想以关税威逼其他国家就范。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在“一带一路”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朋友圈，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着力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公平化和稳定化方向演进。

储备货币、金融控制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国际储备货币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货币，而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地缘政治的投射。历史表明，从荷兰盾到英镑再到美元，每一种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更迭都伴随着大国实力的消长和世界秩序的重构。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安全复合体”，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全球金融控制权，又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护这一特权，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霸权循环。

美元体系下的金融控制权

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赋予美国独特的金融控制权，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国际定价权。全球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使美国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美元发行影响全球价格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后，美国主导建立“石油美元”体系，确保美元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原油贸易结算货币，以提供安全保护为条件，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协议，形成“石油—美元”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使美元需求与全球能源贸易深度绑定，即使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旺盛的能源需求让美元稳居国际货币霸主地位。二是金融制裁权。国际贸易和投资使用美元支付，无论身处哪个国家，清算支付都绕不开美元支付清算系统，这就赋予美国利用国际支付系统实施制裁和打击对手的能力。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将俄罗斯主要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展示了美元“武器化”的强大威力。当然，这种美元“武器化”行为加剧了各国对美元体系安全性的担忧，推动了“去美元化”进程。三是危机转嫁权。各国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美国不仅获得了巨额铸币税，还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无与伦比的外溢效应，可以轻易将国内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向全球注入流动性，通过美元大幅贬值增加出口；而当通胀压力上升时，又通过激进加息回收美元，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这种“美国感冒，全球吃药”的模式，体现了美元体系下美国权利义务的巨大非对称性。

金融控制权与国家安全形成双向强化机制

美国通过北约等军事同盟体系为其金融霸权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利用金融手段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一方面，安全依赖产生货币依赖。与美国有共同防御协议的国家更倾向于持有美元储备，例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盟国尽管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其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一种隐形的“保护费”，盟国通过持有相对廉价的美国国债为美国赤字融资，换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实现安全目标。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通过美元霸权对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经济遏制。例如，对华为进行芯片禁运、对中国企业投资实施长臂管辖、对伊朗进行金融封锁等，都是美国利用金融控制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这种“金融战”手段比传统军事对抗成本更低，效果更显著。

“特里芬难题”的政策困境

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特里芬难题”的严峻考验，这一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需要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来提供全球流动性，而长期逆差又必然削弱美元信用价值。历史上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今在浮动汇率制下则演变为周期性危机。米兰报告提出的“海湖庄园协议”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破解这一困局：一方面通过发行超长期债券（如100年期零息债券）将美国的债务压力长期化，为各国提供国际储备和流动性；另一方面借助关税和汇率干预强制美元贬值，减少贸易逆差，维护美元信用，同时利用军事同盟关系，迫使盟友配合这一结构性调整，缓解美元面临的“特里芬难题”。这种将债务货币化与地缘政治捆绑的激进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缓解压力，但会从根本上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元体系的信心，反而可能加速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诱发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美元霸权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影响

美元体系与多极化世界越来越不相适应，其系统性缺陷凸显。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美元“武器化”倾向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对美元体系形成了严峻挑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多方面措施，试图将米兰报告的高关税工具乃至“海湖庄园协议”构想变成现实，势必进一步激化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多重威胁。

货币政策外溢与全球金融周期波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动荡的核心震源。在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下，美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更多具有以邻为壑的性质，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外溢效应和负面影响，形成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这种周期表现为“推拉效应”：当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时，美元资本流向全球，推高资产价格；当美联储转向紧缩时，资本回流美国，引发新兴市场危机。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1980年以来，美联储共发起8轮主要加息周期，其中6轮伴随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94年加息直接引发了墨西哥“龙舌兰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此外，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并实施无限量化宽松，其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膨胀至近9万亿美元。大量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推动股市、楼市上涨。然而，随着美国通胀攀升，美联储又开启史上最激进加息周期，在18个月内将利率从0—0.25%提升至5.25%—5.5%。这一政策转向导致2022—2023年新兴市场遭遇资本外逃，多个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超过20%，斯里兰卡等国陷入债务违约。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将美国的经济调整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不具备完善金融缓冲机制的新兴经济体。

美元“武器化”与全球金融体系碎片化

美国日益频繁地将美元支付体系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加速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碎片化趋势。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