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和担忧。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推行以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存在贸易逆差长期处于高位、制造业空心化以及财政前景恶化等诸多问题。面对上述问题，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开出的“药方”并不相同。拜登政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新华盛顿共识”，试图通过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建设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优化多边投资机制以及构筑“小院高墙”科技壁垒等政策维系美国经济领导地位（门小军和刘杰，2022）。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放弃了拜登政府的政策，转而开始采用以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措施实现其政策目标。

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米兰曾在2024年11月发表《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为特朗普政府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法。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米兰的建议，试图通过关税政策缩减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并最终带来更多就业，实现经济繁荣。

笔者旨在分析对等关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并研判对等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对等关税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对等关税难以缩减贸易逆差

特朗普认为“美国在贸易中吃亏，而外国人在贸易中获利”是对贸易逆差的严重误解。一是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全球分工格局调整的结果。过去三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美国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将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保留在美国，并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制造业外包给其他国家，这必然造成美国对产成品需求越来越依赖于进口。虽然名义上美国进口规模较大，但事实上利润大都留在了美国。二是贸易逆差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经营因素的影响。如果将美国在华子公司的销售额计入，那么美中贸易差额将显著缩小，甚至接近平衡。许多美国公司通过在华子公司进行本地生产和销售，而不是通过出口产品到中国。因此，传统的贸易逆差数据未能完全反映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实际经济活动（Cembalest，2025）。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跨国公司在非美地区的销售额为9.17万亿美元。其中，在中国的销售额为6171亿美元，净利润为408亿美元。三是美国为保持科技领先优势，对其他国家设置了高技术贸易壁垒，限制和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造成出口不足。因此，并不是中国等贸易顺差国不愿意进口，而是美国不愿意出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等关税缩减贸易逆差纯属本末倒置。而且，从既往关税政策实施效果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时期的关税政策不仅没有缩减贸易逆差，反而使贸易逆差整体呈持续扩大态势。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121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是2018年逆差数据的1.38倍；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3.88%，为2009年以来次高水平（2022年为3.89%）。

对等关税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希望通过为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设置贸易壁垒，以提升本国生产能力。这一政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美国进口成本也会上升。关税在抬高其他国家产品进入壁垒的同时也会导致美国进口成本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Amiti等，2018）。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持续演进，中间品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主体，目前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超过一半。世界各国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环，每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也需要大量进口来完成产品的生产。以波音公司为例，波音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1300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一旦进口成本上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也会下降。二是没有考虑其他国家报复的问题。如果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也会上升，出口也将下降。米兰提到，如果其他国家被迫实施报复性关税，将会给美国带来额外成本，有可能导致最优关税水平不断上升，进而完全抵消美国实施关税期望的福利收益。

依靠对等关税重振美国制造业目标难度较大

自奥巴马政府开始，历届美国政府振兴制造业的各种政策效果均不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以及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显示，194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为25.6%，2024年降至10%。此外，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占比不断下降。美国劳工部（BLS）的数据显示，自193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至1978年达到顶峰（1933万人）。202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76万人，仍处于历史低位；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为8%，为历史最低水平。二是美国自给自足能力提升并不明显。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减少贸易逆差，然而效果不及预期。根据美国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编制的自给自足指数数据，2013—2021年美国自给自足指数从2.85下降至2.38。2023年，美国自给自足指数上升至2.52，但也仅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并且很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后供应链修复所致。三是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1987—2011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指数从1987年第一季度的44.95上升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103.46（以2017年为基期100）。然而，自此之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至2020年第二季度降至95.58。此后，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消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回升，但幅度比较有限。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指数为98.85。三是工业用电量并未增长。工业用电量是衡量工业水平的重要指标。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工业部门电力零售额为1.03万亿千瓦时，与2007年基本持平。并且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工业用电量占用电总量的比重总体维持在25%—26%之间，并未出现趋势性增长（张启迪，2024）。

从美国历史看，通过高关税提振制造业的确曾经取得过成功。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征收高关税有效限制了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工业国对美国的出口，对本国工业化以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树志，2019）。然而，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再次通过征收高关税复制过往成功，摆脱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的政策困境恐难实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正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劳动力较为充足，各类生产要素成本较低，此时通过实施高关税政策有助于发展制造业。而当前美国劳动力较为紧张，生产要素成本也较高。中低端制造业受生产成本影响较大，即便是加征关税也不具备比较优势。二是关税政策本身会提升制造业企业成本。由于制造业企业大都需要进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