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环境对我国银行业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现阶段，我国银行业正在经历从高利率环境向低利率经营环境的大跨度转变，这一过程既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反映。我国银行业在低利率环境下的适应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交织作用的结果，该进程将重塑银行业的盈利模式、经营逻辑和未来图景。

我国银行业步入低利率经营环境

回顾历史，我国利率体系的变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全国统一定价机制，利率水平整体偏低，一年期存款利率长期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当时这种行政定价模式虽然配合了计划经济需求，但严重抑制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为市场化改革探索期。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启了渐进式利率市场化进程，到九十年代初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曾高达10.98%，居民储蓄可以跑赢通胀。2004年，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2.25%，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管制，2015年10月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2015年至今为利率市场化深化期。2019年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强化政策利率传导效能，至2025年5月，1年期LPR从4.25%降至3.00%（累计降125基点），5年期以上LPR从4.85%降至3.50%（累计降135基点）。我国银行业全面步入低利率经营环境。国有六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5%左右，活期存款利率仅0.05%，正式进入“0”开头的利率时代。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21年的2.08%持续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1.43%，突破1.8%的监管合意水平。

这一低利率环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经济转型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中枢从2000—2008年的10%回落至目前的5%左右，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8.6%。利率作为资本回报率的表现，下行成为必然。利率下行还来自政策引导，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下调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已进入降息通道，美联储2024年累计降息100基点，欧洲央行维持低利率政策多年，国际利率环境也为我国降息创造了外部条件。

低利率环境对银行造成的影响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已形成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基础、多元化业务协同发展的格局，但收入结构仍呈现出以利息收入为主导的特征，因此，低利率、低息差的环境必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及业务开展。

在收入结构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大类别。利息收入作为传统支柱，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来自存贷款利差以及债券投资利息。截至2024年末，利息收入在商业银行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70%，其中客户贷款垫款利息收入占总利息收入的90%以上，证券投资利息收入约占6%，存放央行款项和同业拆借利息收入各占约2%。这种收入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使银行对利率波动异常敏感。

非利息收入呈现多元化特点，主要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约30%—40%）、投资收益（占比10%—20%）和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约10%）。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在20%—30%，与国际先进银行普遍4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显著差距。非息收入占比的低下会使我国银行业在应对低利率环境时更难调整。

我国银行业面临净息差持续收窄的经营环境，2025年一季度行业净息差降至1.43%，较2020年的1.98%下降超过50个基点。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三个结构性因素：一是存款利率调整存在滞后性，虽然国有大型银行新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但原有定期存款的较高利率使银行负债的整体水平仍维持较高位置。二是贷款定价的调整更为快速，诸多企业提前还款后以更低利率进行再融资，因此贷款利率降速更快。三是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剧，经济下行期居民定期存款占比升高，企业更倾向于短期限的融资。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传统息差盈利受到显著影响。

除了盈利压力，低利率环境给银行也带来其他各项风险。如信用风险的上升，低利率可能刺激企业过度借贷，因而低利率环境中，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加大。又如低利率会造成流动性风险加剧，随着存款分流至理财等非存款产品，负债稳定性下降，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安全。另外，低利率环境下，银行的存贷利率非对称调整将加剧久期错配，造成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低利率环境下银行的应对和转型

低利率环境的持续深化将重塑我国银行业的经营发展逻辑。当传统依赖息差的盈利模式遭遇重大挑战，商业银行会被迫开启一场从经营理念到业务结构的渐进改变。这场转型不仅是应对市场压力的被动调整，更是银行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重要转折。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倒逼的双重作用下，银行应依据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通过资产负债重构、收入模式创新、客户生态深耕和科技能力跃升，逐步构建起适应低利率环境的新型竞争力体系。

资产负债的战略调整

面对存款占负债比重持续高企、存款利率不能与贷款利率对称下降的结构性问题，商业银行可多措并举来压降存款成本。大型银行通过多元化负债来源降低资金成本，增加居民活期存款，增加企业结算性存款，适当增加如同业市场负债等在资金来源结构中的占比，减轻对高成本存款的依赖。更具创新性的实践会体现在场景化负债管理领域，部分股份制银行通过供应链金融平台深度嵌入企业交易链条，提升结算型活期存款比例，实现负债结构的优化。

在资产配置维度，银行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的风险收益平衡。对公贷款领域可紧跟政策导向，借制造业、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获得更多信贷资源倾斜，这些领域贷款往往能提供相对较高的风险溢价。债券投资占比可适当提升，如国债及地方政府债券等，这类资产兼具收益稳定性和流动性优势，已成为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应对利率下行的缓冲器。此外，也可借助零售转型等策略，如财富管理业务形成的中间收入能对冲息差收窄压力，开辟新的盈利增长通道。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机构通过深度经营信用卡、消费信贷等高收益业务，使零售金融对收入的贡献度持续攀升。

收入结构的多元化转型

低利率环境下银行依靠传统利差收入模式受到冲击，拓展非利息收入来源成为银行业共识。当前非息收入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且结构上过度依赖支付结算、银行卡等传统中间业务，更体现专业能力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新型业务却贡献有限。为应对低利率环境的收入压力，商业银行应通过更多路径弥补利差收入的缩减。

低利率环境所激发的客户资产管理需求，能推动银行从利息中介转向服务中介。在财富管理领域，银行服务模式应从简单代销向“投顾+托管”综合解决方案。如中国工商银行等机构通过托管业务创新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印证了专业服务价值的市场认可。再如，诸多银行着力发展的交易银行业务，通过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银行深度嵌入企业产业链条，在产供销全流程中衍生出结算、汇兑、避险等综合服务需求，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大型银行的收入结构在可在国别、地理空间上进行多元化。美元虽也进入降息通道，但利率水平高于国内，因此国际化布局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分散利率风险的选择之一。近年来，大型中资银行海外利润贡献度稳步提升，重点布局东南亚基础设施融资、中东主权基金托管等新兴领域，这也给这些银行带来了平衡国内低利率挑战的机会。

客户经营模式的深度变革

低利率环境迫使银行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创造，客户关系经营在低利率环境应被赋予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