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规模扩张风险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加之新冠疫情期间的空前财政支出，使得这些国家政府债务规模达到历史高位，并且仍持续攀升。这一现象不仅对发达国家自身构成严峻挑战，也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国际政治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张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已达较高水平，现状堪忧。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经历两次大幅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从2008年初的9.2万亿美元升至2019年末的23.2万亿美元，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62.7%升至105.8%；新冠疫情后加速膨胀，2024年11月首次超过36万亿美元，不到5年的增幅近13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升至122.5%，比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120%还稍高。美国债务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低于日本、希腊、意大利等少数国家。欧盟方面，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明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以及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债务率早已超过GDP的100%，欧盟已出现4次公共债务危机。作为欧盟最主要国家之一的法国，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超110%，欧盟国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仍是希腊，高达162%。

债务持续扩张趋势不容乐观。根据国际金融机构预测，发达国家债务规模将持续扩大。人口老龄化将推高医疗和养老金支出，预计到2030年，主要发达国家用于老年人口的支出将增加GDP的2—4个百分点。同时，医疗成本攀升、气候变化应对和基础设施更新等需求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30年，七国集团（G7）国家平均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超过GDP的140%。

扩大的联邦政府债务已引发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担忧。2011年标普将美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2023年8月，惠誉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同年11月穆迪也将展望下调至“负面”；2025年5月，穆迪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在高利率背景下，美国财政实力下降的风险日益凸显。这种财政高压形成恶性循环：发展投入减少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进而使债务负担加重。高债务国家面临两难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恶化债务状况，而稍有不作为则会加剧经济衰退，最终陷入财政与增长的双重困境。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扩张的深层原因

发达国家债务规模急剧扩张背后有多重深层次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迫使各国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美国推出近万亿美元方案，欧洲多国实施纾困计划，日本持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措施虽缓解危机但大幅增加政府债务。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推动利率大幅走低至近零区间，显著降低借贷成本，强化各国政府举债而非增税的倾向。更根本的是人口老龄化与福利体系矛盾。一方面劳动力萎缩导致税基减少，另一方面养老金、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激增，债务成为填补财政缺口的必然选择。

西方民主政体下的短期政治周期也让问题加剧。政治人物倾向于实施受欢迎的减税政策而非长远财政改革，福利支出也是易升难降，税收长期小于支出，形成财政赤字偏好，推动债务持续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所推出的“对等关税”是与美国债务压力密切相关的。在前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