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增长与社会进步
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经济政策如何促进增长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进步，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外汇》（英文版）专访了哈佛大学威廉·约瑟夫·迈尔政治经济学教授、前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交流探讨了关于经济政策、增长与社会进步等诸多议题。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充分就业未必意味着经济增长
高占军：本，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最近我又重读了您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Friedman， Benjamin. 2005.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lfred A.）。据我所知，您此前的学术成果长期聚焦宏观经济领域，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及金融市场在构造政策工具、传导政策效能上发挥的作用等方向。但这本书似乎偏离了您既往的研究轨迹。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转向经济增长的伦理维度研究？
弗里德曼：严格来说，我并非单纯探讨经济增长本身，而是首次将研究重心放在其“道德后果”上，特别是非物质层面的影响。至于研究方向的转变，正如您所言，我早年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关注政策应用层面。传统上，政策导向的宏观经济学包含两大板块：一是经济周期研究，即如何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等工具，推动经济趋近潜在生产能力与居民生活水平的上限；二是经济增长研究，即如何持续拓展这一“能力边界”。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我曾在哈佛讲授相关主题的课程，当时我希望以一两堂讲座作为课程开篇，探讨“为何这一研究至关重要”。这里的“重要性”，特指对美国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民众的意义。当然，对全球多数生活在极低物质水平的人口而言，为何需要提升生活水平显然无需赘言。但对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物质条件已远优于历史水平，难免会问：这些研究为何仍有必要？这一追问同样适用于经济周期研究。美国典型的经济衰退中，人均收入降幅约2%—3%，且持续时间通常仅18个月左右。这类短期波动为何值得重视？起初我以为学界已有相关论述，我想到了詹姆斯·托宾、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阿瑟·奥肯等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未找到兼具洞见与可读性的相关著作，于是我开始自己思考：对发达国家民众而言，这些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正是这一追问，最终促成了《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的研究发现。
高占军：我注意到，您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似乎与传统经济学视角存在显著差异，您能否进一步谈谈？
弗里德曼：您的观察很准确。传统意义上，经济增长通常仅以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或人均GDP增长来定义。但基于我们刚才探讨的“研究意义”问题，我的关注点转向了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用亚当·斯密的话说，是“广大人民群众”，或在他所处的低收入时代所称的“劳动贫民”。我在研究中发现，真正关乎“经济增长道德后果”的，并非GDP本身的增长，而是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否切实改善。这自然引出了收入分配问题：若GDP快速增长，为何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同步提升？二者是否本应一致？答案是：若分配格局不变，二者的确一致。但当下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现实是，新增GDP的分配严重失衡，导致总产量增长未必转化为多数人的生活改善。
因此我在书中特别对研究范畴做了清晰界定。我所指的“经济增长”，是多数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这本书既非探讨顶端少数人的成功，也非聚焦赤贫群体。我也为此受到了来自政治阵营左右两派的批评，右翼人士认为我忽视了前1%或前5%人群的成功价值，左翼则批评我未关注赤贫问题。这两种批评都可以理解，因为我真正关注的是中间主体人群，大致可视为收入百分位在15%到85%之间的多数群体。
高占军：通常观点认为，美联储的充分就业目标等同于经济增长，或认为低失业率即标志着经济增长。但您在书中提出，低失业率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原因是什么？
弗里德曼：若一国生产率增速低下，即便已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其产出未必能持续提升。此外，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差异还体现在产出分配上。即便生产率显著提升并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若新增产出的收益集中流向顶端群体，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可能停滞不前。我完全认同美联储以维持充分就业为使命之一，这一目标颇具价值，但需明确的是，这与我书中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并非同一概念。换言之，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体未必是增长型经济体。早在200年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便提出“静止状态”概念：这种经济状态可以伴随高就业率，却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高占军：说到分配问题，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学界与政策制定者争论不休的议题。您提出，如果经济增长要产生积极的道德效应，就必须显著缓解贫困与不平等。分配失衡的繁荣实则称不上真正的繁荣。
弗里德曼：首先需明确，我的书并非聚焦不平等问题。书中核心探讨的是社会主体人群的生活水平是否改善，以及这种改善与否所带来的影响。但这确实间接涉及不平等，因为如果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远超经济整体增长率，即便经济总产量增加，主体人群的生活水平仍难有改善。究其原因，在于新增产出的收益过度集中。在美国，实际情况是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已陷入长期停滞。这并非因为GDP未增长（事实上GDP持续在增长），而是由于GDP增速迟缓叠加不平等加剧，导致多数美国人在这些时期未能参与到生活水平的改善进程中。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及影响核心机制
高占军：您在书中提到，“当人们被问及生活富足程度时，往往会通过某类参考标准进行自我评估。多数人判断自身生活状态属于‘更好'还是‘更差'，通常基于双重基准：自身（或家庭）的过往经历，以及对周围人群生活状况的认知。”这两大基准在书中被视为关键参照系，您能否进一步阐释？
弗里德曼：您引用的这段话对于我在书中提出的假设背后的推理极其重要。事实上，使用绝对标准评估生活水平极为困难。当然，当人们处于赤贫状态、食不果腹时，饥饿感无需参照任何标准即可感知。我书中的关注点并非低收入国家民众的生存状况，而是为何经济增长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民来说依然重要。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我认为如今的中国民众亦然），很难用绝对标准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水平，人的本能倾向是进行某种相对评估。当被问及“生活如何”时，多数人会反问“和什么比”。在书中，我们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主要基于两类比较基准：第一类是代际纵向比较，第二类是社会横向比较。这两大基准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书中假设的核心分析逻辑。人们从“相较于家族过往活得更好”中获得的满足感，与从“相较于社会他人活得更好”中获得的满足感，二者虽性质不同，但都是合理的，且针对二者均有充分实证支撑。
高占军：所以这两个基准实际上是替代品，而非互补品。
弗里德曼：是的。我在论证中做了一个关键假设：二者属于替代品。若我们感知到生活优于家族过往，便会降低对“超越周围人”的关注度，反之亦然。在经济学中，厘清“实证结论”与“假设前提”至关重要。我书中假设的核心前提之一，正是这两类满足感来源属于替代关系，而非互补。
高占军：这就引出您书中的核心观点之一——经济增长之所以能积极影响民众态度，并通过政治过程塑造社会特质，本质上源于两种比较基准对人们认知的交互影响。为何这两种基准如此关键？又为何它们在经济增长或停滞的不同背景下，会深刻影响民众在开放包容、社会流动与宽容度等方面的态度？
弗里德曼：若两类满足感来源互为替代品，那么当人们通过经济增长意识到生活水平超越家族过往时，这种认知带来的满足感会减弱其对“超越他人”的在意。这正是替代关系的本质。当人们不再执着于优于他人时，便更愿给予他人机会，也更少阻挠他人进步。试想，若我认为收入将陷入停滞、美国民众生活水平总体难有改善，我定会极力确保子女至少维持与我同等的社会地位，唯恐他们落后。但如果我身处经济增长的环境，预期子女一生的生活水平可能达到我的2至3倍，那么他们是否严格维持我所在的社会收入水平便不再重要。此时我更倾向于支持国家推行向非顶层群体提供机会的政策，自然也不会支持阻碍他人进步的举措。我的假设是，当人们确知自身生活水平较过往已有提升时，便更易容忍他人进步，而不是阻挠。
高占军：您提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社会中大多数人相较于不久前的生活基准感到生活在改善。但一旦增长停滞，习惯终将适应现状，那种提升的幸福感也会逐渐消散。唯有增长与变革持续，人们才会持续保有向好的感受。这一经济增长的特性为何尤为重要？亚当·斯密所谓的“进步状态”与“静止状态”的本质差异是什么？
弗里德曼：亚当·斯密是位极具洞见的思想家。不过他所处的时代太早，尚未能理解我们所指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也未曾预见技术进步的持续性。即便如此，他仍明晰“已达社会最高生活水平”与“仍在向其迈进”的本质区别，并认为“进步状态”会增进幸福感。他曾以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为例，当时英国已处于高收入水平，但由于技术进步有限，他判断其生活水平难有大幅提升；而新大陆土地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美国人因拥有更多机会而更加感到幸福。
在书中，我并未强调“进步状态”与“静止状态”二者的差异，而是侧重挖掘其共通之处，即人们是否会从“生活超越上一代”中获得满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体现在这一心理机制上——人们对“获得更多”的期望与“失去现有”的恐惧，会产生不同反应。当个体感觉生活水平未超越父辈时，往往会将不满归咎于外部；而生活水平长期持续改善的国家，更易孕育并维系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反之，若多数公民感知不到进步，社会则常趋于僵化、排外与封闭。
经济增长与停滞的影响——美国经验
高占军：若要剖析经济增长与停滞如何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美国堪称典型研究案例。这个国家不仅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长期增长与扩张历程，且如您在书中所说，美国人向来尤为看重经济层面的进取。那么，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经济增长期与停滞期如何影响民众观念的演变，而这些观念又如何反过来推动重要的社会、政治与立法变革？当增长放缓甚至完全停滞的时长超过普通商业周期时，美国人作何反应？停滞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国家社会政治结构走向封闭、戒备与僵化？
弗里德曼：回答这些问题最直观的方式是聚焦具体案例。以移民为例，美国历史上对移民的态度随着经济与社会状况不断变化。19世纪中叶曾爆发针对移民的暴力与煽动。内战结束后，此类暴力逐渐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