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贸易保护的历史看中美贸易争端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近期，随着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制裁备忘录，宣布将针对自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规模的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并购，中美贸易争端显著升级。贸易战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前进的严重阻碍，贸易战升级的风险也将显著影响此轮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受到各界密切关注。
战后贸易保护日趋成熟，美国擅长多维立体打击
贸易壁垒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推崇重商主义的15—16世纪。尽管重商主义政策早已被主流国家摒弃，但贸易保护举措却从未真正消失。
在“大萧条”时代，美欧就由于经济危机而爆发过广泛的贸易战，包括互相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等简单措施。上世纪70年代，欧美曾在农产品与钢铁领域再次爆发贸易争端，双方开始在关税总协定的框架下通过“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等合法途径来变相提高进口关税税率，较战前直接提高进口关税税率的简单措施有所“进步”。上世纪90年代，美欧在公共采购领域爆发的贸易争端中开始规定商品的自产比例限制以及自产商品的采购优先权，进一步丰富了贸易战的策略。本世纪初，在钢铁全球性产能过剩背景下，美欧进行了钢铁贸易战，美国通过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欧盟及日本等国，并实施进口配额与进口许可证制度；欧盟则通过加征钢材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与向WTO申诉进行反制。
可以看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举措经历了长期发展后已日趋成熟。特别是在二战后，简单的关税壁垒在WTO的框架下难以展开，“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法律条款进行调查制裁等，正成为普遍的贸易保护举措。
而美国历史上应对贸易争端最经典的还是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战后美苏争霸如火如荼，日本作为制衡苏联的“盟国”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政策照顾。但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崩溃，日本的“桥头堡”作用大幅减弱，其强大的经济规模及较快的经济增速则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加上美日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日本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压制了美国收窄贸易逆差和提升出口的空间，美日贸易争端已难避免。
美日贸易战最值得关注的是汽车领域。当时，日本汽车物优价廉，成为欧美市场的新宠；而日本却并未完全开放国内市场，使得美日在对方汽车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严重不对称。尽管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实施了进口配额限制，90年代初迫使日本加大本国市场的开放，但收效甚微。日本厂商通过直接投资在美国设厂，日系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继续提升。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对日本汽车行业施加压力，同时欧洲各国也因深受日本汽车市场占有率高企而烦恼，纷纷跟进对日本汽车的进口限制。日本则只能通过向WTO投诉进行反抗。最终美日在1995年达成协议，日本同意增加进口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规模，扩大在美直接投资，并大幅放开国内市场。
在此期间，促成日本态度大幅扭转的除了美国持续施压以及欧美配合行动以外，1985年9月美日欧签署的《广场协议》可能起到了更大作用。该协议的初衷是通过各国政府调整利率水平引导美元贬值，以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由于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在《广场协议》签署后，出口增速与贸易顺差均明显回落。之后，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日元的持续升值与房市股市的持续上涨吸引了国际资本大举进入，日本的跨国投资与股市房市泡沫迅速膨胀，而日本政府此时并未意识到重大风险，央行受《广场协议》限制也没有太多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等到外资撤离，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遂陷入长期低迷，迎来“失去的20年”。
可以看到，《广场协议》的签署给美国带来了显著的综合战略优势。在协议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调整空间，处处陷于被动。在贸易战中，也只能采取投诉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最终日本一败涂地，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前景。而美国则在贸易战中依托其强大的综合国力，综合运用外交、政治等策略，在贸易、金融、汇率等领域展开了多维打击。相比之下，日本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缺乏多元的反制手段。贸易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如何不仅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还与各国政府的相关经验是否丰富，决策是否果断，执行力是否坚决等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