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发展的25年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斐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极端贫困现象彻底消除。无论从绝对规模看，还是与同期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这些成就都极为突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的发展历程有时被称为“增长奇迹”，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奇迹，而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1980—2023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0%，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若仅考察1999—2023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高达8.3%。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从天而降”的奇迹，那么其根源究竟何在？
笔者首先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重点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以大多数指标衡量，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表现均位居世界前列。基于上述结果，笔者进一步探讨未来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生产率增长再度成为关键决定因素。为此，笔者深入分析如何实现生产率增长，不仅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更着重剖析资源配置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关键因素经常被低估。
笔者的核心结论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改革。投资领域有一句经典提示，同样适用于经济：过往表现并不保证未来成功。正如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也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尽管如此，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在未来十年仍具备实现强劲增长的巨大潜力，而这一潜力的释放，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率增长的有效提升。因此，官方文件持续强调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性，令人鼓舞。同样令人振奋的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优化资源配置正是提升生产率的关键途径之一。
中国的增长
1999—2023年，中国一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本文主要采用“佩恩世界表”11.0版（Feenstra等，2015）的数据。分析样本选取2023年（数据集的最后一年）按购买力平价GDP衡量的全球前75大经济体。这一做法既便于图表呈现，也增强了样本经济体之间的可比性。分析起点设定为1999年，即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年份。图1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增速在样本经济体中位居首位，年均增长率略低于8%。图中的直线表示基于经济体初始收入水平测算的人均GDP增速拟合值。具体而言，即1999年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初始水平。向下倾斜趋势线印证了一个观点：低收入经济体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追赶（或称“趋同”）的过程中，平均增速往往更高。关于低收入经济体增速高于高收入经济体这一观点，被称为无条件（或绝对）趋同。该向下倾斜趋势线在常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与无条件趋同理论相吻合。横轴采用自然对数刻度，但坐标数值已转换回1999年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8.0%。
在控制初始收入水平后，中国的表现更为突出。如图2所示，中国的人均增长率比无条件趋同所预测的水平高出4.3个百分点。图2可理解为图1的逆时针旋转版本，使原本向下倾斜的拟合线成为零轴，从而展示基于初始收入的人均增长率拟合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可理解为在控制初始收入水平后的超额表现。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为爱尔兰，其超额表现为2.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超额表现比第二名高出约1.5个百分点。
增长核算
中国为何能够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增长核算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将GDP增长分解为三部分贡献：生产率、资本、劳动力，并采用标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得出。其原理可从把经济体类比为一家工厂来理解。工厂可通过三种方式提高产量：购置更多机械设备（资本），雇佣更多工人（劳动力），或更充分地利用劳动与资本，即生产率。
从长期看，生产率增长是生活水平提升的关键决定因素。只有更充分地利用资本与劳动，GDP（或等价的收入水平）才能持续增长。资本积累本身存在上限。此外，由于资本每年都会发生折旧，随着资本存量占GDP比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投资仅用于弥补折旧资本并维持存量规模。与此同时，劳动供给受人口结构制约。劳动者素质同样可以通过教育等途径得到提升。本分析中所采用的劳动指标已包含素质改善因素（即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推动劳动力投入增加）。
2009—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图3展示了按年度分解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资本、劳动力的贡献情况。年度数据波动较大，难以识别趋势特征。为更直观呈现趋势，图4拆分展示了各项贡献的10年移动平均值。中国GDP增速的放缓趋势在这张图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10年平均增速从2011年的峰值10.1%降至2023年的5.8%。
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各自的贡献均在下降。劳动力贡献持续走低，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已达到峰值。劳动力素质（教育）的提升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但过去10年间，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基本为零。反观1990—1999年间，劳动力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2个百分点。资本一直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增长的贡献在2012年达到峰值5.3个百分点（2003—2012年均值）。这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企改革推动的投资启动，也体现了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投资机遇。但此后，资本贡献持续回落，到2023年已降至3.5个百分点。
生产率的状况则更为复杂。生产率是作为残差项计算的，因此数据本身易出现波动。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8—1999年）生产率显著偏低，新冠疫情期间再度出现回落。聚焦更近的时期，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在2009年达到峰值，占GDP的4%（2000—2009年均值），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如国企改革）与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红利。此后，生产率贡献大幅下滑，2023年均值降至2.2个百分点（2014—2023年均值）。即便在新冠疫情暴发前，2010—2019年的均值也已降至2.3个百分点。
全球视野
然而，生产率增速放缓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无论是新冠疫情前（Adler等，2017）还是新冠疫情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20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警示全球生产率的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多数经济体的生产率出现显著下滑。这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提供了重要背景，同时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表现究竟如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生产率增速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尽管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已出现明显放缓，但其增速仍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且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唯一一个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2%以上的国家。图5对比了1999—2007年（横轴）与2011—2019年（纵轴）主要经济体（前75大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
多数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放缓，这一点从图5中多数点分布于45度线下方可得到印证。一些经济体落在左下象限，这意味着其生产率平均增速在这两个时期均为负值（例如巴西和墨西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需要说明的是，受数据缺失影响，部分增长较快经济体未被纳入样本（如越南）。若将纵轴数据替换为2011—2023年（而非2011—2019年），分析结论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
未来增长
中国未来能够实现多快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持续推动生产率增长。已有诸多研究对中国的增长潜力进行了估算。Sasaki等人（2021）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新的测算结论。Muir等人（2024）同样围绕增长潜力展开研究，并着重指出，增长潜力的释放有赖于结构性改革。在改革情景下，2030年中国潜在GDP增速有望达到4.6%，2040年仍有望保持在3.6%。笔者将不再重复这些测算，而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展开探讨。
增长核算
回到经济体的简易模型框架，未来产出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与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2024）的研究方法，首先认为劳动力与资本是合理的。总体来看，这两个方面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但其对GDP增长的潜在推动作用，远不及生产率提升带来的贡献。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2024）估计，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能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小幅提升（中期全球经济增速提升0.16个百分点）。在中国，此类措施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近期围绕退休年龄的改革，有望提高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进而提升劳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对于资本而言，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改革提升储蓄与投资水平，可有效促进资本存量增长并拉动未来GDP增长。然而，这对中国的适用性相对有限。中国已拥有较高的资本存量，且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处于高位，这意味着资本积累作为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潜力较为有限。
对中国乃至全球而言，提升生产率是未来实现经济增长最关键的途径。而生产率提升的途径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创新，例如新技术的应用；二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至高生产率部门，资源配置可以提高整体生产率。这既包括关闭业绩不佳的企业，并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移至同一行业内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也包括跨行业的资源流动，例如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
资源配置
与创新相比，资源配置在提升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往往被低估。然而，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中国，资源配置恰恰蕴藏着最大的增长潜力。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2024）估计，通过结构性改革改善资源配置，可使中期全球经济增速提升1.2个百分点。针对中国的研究同样指出，资源配置对提升GDP潜力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研究（2024）表明，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在服务业（第三产业）领域，可显著提升生产率；并强调服务业虽然大力创新，但其整体生产率仍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制约。
另一种阐释资源配置收益的方式是聚焦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单位劳动者创造的产出。技术进步与设备（资本）增加均可提升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历程，能够清晰展现资源配置优化所带来的增长效益。
1999—2023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来看，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第一产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资源，而后续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则为民营制造业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民营制造业几乎贡献21世纪初中国所有的净新增就业岗位（Lardy， 2014）。劳动力从农田向工厂转移，可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原因何在？因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
图6展示了劳动力从农田向工厂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按照Zhu等人（2019）的研究方法，左图呈现了中国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21世纪初，以2007年为例，一名劳动者从农田流向工厂，即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其平均产出几乎是原来的五倍。即便在当今，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约为农业的3.5倍。这一现象带来两点重要启示。第一，与劳动力从农田流向工厂不同，经济体发展的下一阶段通常表现为服务业比重上升，因而出现了劳动力从工厂流向花店。与劳动力从农田流向工厂不同，劳动力从工厂流向花店（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两者的劳动生产率相近。因此，推动增长的重任更多地落在行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上。第二，劳动力是流向工厂还是花店差别并不大，两者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果相当。关键在于持续推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至于这些劳动力进入制造业（第二产业）还是服务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因此，持续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图6的中图显示，这类劳动力流动已显著放缓。例如，2003—2008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了9.5个百分点；而最近5年间，该占比仅下降2.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劳动力重新配置的速度已大幅减缓。尽管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因素，但整体来看，农业劳动力依然存在巨大的转移空间。例如，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劳动力占比通常远低于5%；而2024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仍超过20%。诚然，其他大型新兴市场也存在类似甚至更高的比例，但这并不改变一个基本判断，加速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仍可在未来多年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曾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其高峰期，劳动力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五年平均贡献高达3.6个百分点，如图6的最右图所示。根据最新数据，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5个百分点。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出速度放缓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3个百分点的原因。换言之，若能加快推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有望在未来多年显著提升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提升生产率的一个典型例证，其方式与创新截然不同。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只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例子。如上所述，任何将资本或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都将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正是市场的优势所在，也解释了为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强调的重中之重。若能成功落实，必将极大地推动生产率提升。
结论
1999—2023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然而，这一增长并非奇迹，而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成果。同样，中国未来要实现强劲增长，依靠的也不会是奇迹，而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在此期间，中国在人均GDP增长和生产率提升方面表现优于多数经济体。若要延续这一表现，生产率必须持续保持卓越表现。这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并无秘诀，关键在于通过创新与优化资源配置来提升生产率。此外，优化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效益常被低估，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一领域恰恰是取得最显著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对中国适用，对世界同样适用。
作者系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