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格局与金融双向开放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对金融开放的着墨看似不多，仅强调了“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对此，笔者认为，越是精简的政策目标，越需要置于大格局中加以理解。放眼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一方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闭关自守”，而是旨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开更广阔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双向开放，将可为强化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构建新纽带。

“双循环”打开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

当前全球化浪潮陷入困局，看似是由美国政府政策转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一系列“黑天鹅”引致的意外之变，实则是历史因素层层累积后的必然之果。从全球来看，过去数十年，部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的红利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升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浪潮，进而从全球化的领导者转向“退群者”。全球化体系因此亟待新一轮重构。从中国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中国向全球分享了自身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持续，较低水平的对外开放边际效益也在递减。中国对外开放亟待走向更高水平，以新方式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向外溢。站在国内外历史性变革的交汇点上，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开放，一方面需要跳出过去的思维窠臼，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另一方面，不能就“开放”论“开放”，而是要寻求更为基础性、全局性的解题思路。

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从两个方面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空间。

第一，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稳定锚”。在全球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借助“内循环”深挖内需潜力、强化内生增长，也意味着中国能够通过“外循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稳定性资源，以支撑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基于此，在金融层面，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将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趋势，在分享中国机遇的同时，亦可加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层面，更多的经济体有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和自贸区等渠道，在“锚定”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同时，加快中国对外的国际产能合作。由此，“稳定锚”将拓展为良性循环的“稳定网”，在稳定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第二，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推进器”。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全球知名创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的数据，当前，中国已具有全球第一多的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二多的“全球百强”科创集群，第二多的新经济“独角兽”数量。基于此，通过“内循环”进行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中国经济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进而撬动全球价值链升级。一方面，利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中国产业升级将加速科技创新的全球扩散，提升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提振全球经济动能，打破存量博弈；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则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有助于冲抵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

金融双向开放为“双循环”打造新纽带

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扩大也离不开金融的引领作用。展望“十四五”，以金融双向开放为重要纽带，未来中国“内循环”有望构筑与全球“外循环”的新型良性互动模式。

第一，金融“引进来”，助力“内循环”发展。金融双向开放对“内循环”的正向效应有望展现于两个层面。其一，在全球疫情时代，基于“内循环”的相对韧性和政策的独立性，中国经济的长期相对优势进一步凸显，人民币资产将在全球视角下呈现稀缺的配置价值，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速在疫情期间大幅回落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将提供充沛的资本增量，支持“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