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外汇》的故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中国外汇》杂志迎来了创刊500期。这本创刊于1993年的杂志，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作为《中国外汇》曾经的临时工与长期的作者，我心中自然有千言万语要倾吐。

2000年9月，当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一名二年级硕士研究生，钟伟教授找到我，问我是否有意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社做一名兼职编辑。当时我一口应承，作为一名国际金融方向的研究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具有高大上的光环与强烈的吸引力。

由此，2000年10月至2002年4月，我在《中国外汇管理》编辑部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主要负责“外汇理论与政策”“经济金融观察”等栏目的策划、约稿与采编工作。编辑部的氛围非常融洽，大家在埋头工作之余，还有非常热烈的学术与政策讨论。当时的副主编王林老师睿智锋利，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策划选题、稿件编辑与文字写作方面。这些收获对我之后的学术生涯而言可谓受益终生。

这期间还有一些趣事。其一，当时中午在地下食堂吃完饭后，大家经常在楼道里打乒乓球。还记得我与年轻的管涛处长有过几次交手，互有胜负。我们的学术交流与友情延续至今。其二，在2001年1月的《中国外汇管理》杂志上，作为责任编辑，我编发了余永定老师的文章《当前全球国际收支结构的不稳定平衡》。这是我第一次与余老师结缘。后来，我成了余老师的博士生，并追随余老师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做开放宏观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三篇财经评论，发表在《中国外汇管理》杂志2001年第10期上，名为《不良资产变现新渠道浮出水面》。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我一共发表了三篇评论文章。另外两篇的题目分别是《阿根廷：为什么哭泣》《从ADR到CDR：存托凭证的成功能否复制》。不难看出，这三篇文章的选题都具有典型的时代印痕。彼时，国内正处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阶段，海外则爆发了阿根廷主权债危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浪潮才刚刚开始。

2007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国际金融研究，自然与《中国外汇》（此时杂志已经由《中国外汇管理》改名为《中国外汇》）再续前缘，并成为专栏作者。根据我自己的统计，迄今为止，我大约发表了近千篇财经评论文章，其中在《中国外汇》上发表的文章就超过了100篇。《中国外汇》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报刊，没有之一。这些文章，主要是围绕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两大主题。国际金融主题的文章，大致涵盖了国际收支、资本流动、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金融体系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这一进程的近距离观察者，我发表在《中国外汇》杂志上的这些文章，也见证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演进、开放与完善。

我认为，国际收支与汇率是国际金融学科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是我们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与金融开放的两大视角。

在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比较优势。在1999年至2011年这13年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双顺差。无独有偶，这10余年也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光。到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外汇储备的累积。1999年至2011年，按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计算，中国国际储备增长了3.17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加，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与机会成本也逐渐凸显。一方面，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也是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在这段时期里，外汇占款几乎成为中国新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来源。但随着外汇占款规模的继续上升，央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冲销操作，以避免过量基础货币加剧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在初期，央行主要通过发行央票进行冲销，但冲销规模的扩大导致央票收益率上升，从而给央行带来财务损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