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中国外汇》 研读危机与人民币

回顾我与《中国外汇》的结识，源于已经退休的王林主编，当时她从中国银行研究所调任到杂志社不久。她的鼓励和支持使我有幸从一个热心的读者、作者，到后来担任《中国外汇》副主编，有机会参与《中国外汇》的编辑策划，调研宣讲、圆桌论坛等各类活动，在我内心也始终将自己视为杂志社的一员。不知不觉我已从青涩博士走到天命之年，但对外汇管理领域的关注却也成为放不下的习惯。

回顾改革开放之路，点点滴滴，何其不易。中国的崛起，使得全球享受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人口几乎翻倍。一国货币地位的上升和国家能力的上升高度一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阅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在兼顾发放和安全中成长。人民币是如何炼成的呢？每次金融危机的冲击，都带来不同的洗礼，今日之人民币是在危机中淬炼而成。

从东亚危机到东亚合作新模式

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危机史，最令我叹息的，是过去不到三十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样令人感慨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承受住了危机的洗礼。

索罗斯在中国的名气一度很大，这很可能源自其在东亚危机中的言论和行为。金融家的做空投机是很难的，这需要对宏观和择时的准确预见，索罗斯在俄欧和东南亚取得了一些成功，然后开始对中国香港金融系统及联系汇率制产生浓厚兴趣。香港特区政府在内地的支持下，展开了金融阻击战并最终获胜。此役过后，索罗斯的量子对冲基金逐渐归于平淡，最终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和索罗斯名动一时迥然不同的是，成功抵御危机并支撑东亚区域金融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并未对自身有太多渲染。

如今回想东亚危机，仍然会有诸多解释方式。我不想武断地给出某种结论，但1990年之后的若干年，国际局势之剧变并不亚于今日。当时有东西德统一、苏东剧变、日本经济泡沫化等。在金融领域则有以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为标志的放松监管浪潮，以及以巴塞尔资本充足率为标志，引起诸多银行的资本补充浪潮。东亚危机几乎是在“东亚奇迹”不断被重复的时候发生的，也是在美国一超独霸之际，“新经济”如日中天时发生的。危机前，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多重汇率并轨、结售汇制度推出、外汇市场基础建设初成，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这是非常幸运的。危机中，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坚定支持，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阻挡一场区域货币竞争性贬值危机的蔓延。如果进一步观察到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过8万亿元，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并且国内经济面临国企转型脱困压力时的发展状态，你会感叹中国在抵御东亚危机中的出色表现。

东亚危机后数年，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为标志，美国新经济终结。东亚经济体在经历剧烈的资本外流之后，逐渐摆脱雁行模式，转向以“10+3”为主的多层次区域合作，东亚金融合作也曾昙花一现，然后归于平寂。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其成立不足廿年之际，面对危机交出了不俗的答卷。

从次贷危机到自主可控式汇改

次贷危机阴影如在昨日，实则已过去了16年之久。这是人民币的另一次严峻大考。在危机前数年，不少外资机构在华路演，指出了美国债务担保证券（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的火爆行情，引起了一些金融从业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对美国不动产泡沫和次贷按揭贷款的怀疑逐步增多。然后，危机就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爆发并蔓延至全球，当时电视上有一档叫做“直击华尔街”的节目不断跟踪渲染此事。次贷危机未平，欧债危机又起，五个身陷债务困境的欧洲国家凑成了“PIG5”这个词汇。

如今回望，中国在危机前后的表现更值得用长焦镜头，去仔细阅读和记录。幸运源自不为所动、不停步的改革智慧。也许我们习惯性地想到的关键词是“四万亿刺激”，其实内核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成功应对次贷危机的关键，也许在于无论危机前后，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金融改革，包括外汇管理制度的不断丰富，政府和企业对金融风险切身认知的加深，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日臻完善。

在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成功消化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例如：国企三年脱困问题，以大型银行注资改制上市为核心的金融攻坚战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泡沫问题。大致可以说，次贷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