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若干思考

2023年10月末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历经多年发展，我国金融开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发达经济体和不少新兴经济体仍有差距。要答好“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这道题，需要准确理解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内涵与意义，理性看待金融高水平开放过程中的风险，吸取过往改革经验，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向前发展。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和现状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金融开放基本未起步。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情况开始逐渐改变：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限制逐渐放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制度、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理财通”等资本市场开放举措陆续引入；对外发债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外国投资者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比例被取消，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整体上有所提升。

应该看到，历经20多年的努力，我国金融开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横向比较看，总体开放程度仍有提高空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如果以一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合计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金融开放程度的指标，截至2022年末，中国的金融开放度为88.44%，而OECD国家的平均金融开放度是543%。换言之，以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6.29%¹。再看其他一些指标，截至2023年9月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79万亿元，约占全国银行业机构资产总额的1%；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资产总额为2.33万亿元，约占全国保险机构资产总额的8%；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约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2.4%；外资持有我国A股的流通市值约占A股流通总市值的4.35%²。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距离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要求尚远。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种扩大开放的措施陆续出台，特别是2018年以来，各种投资限制相继被取消，但成效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法治环境以及产权保护仍待完善有关。在制度型开放扩大之后，要想让外国投资者积极涌入，需要保持更高的政策透明度和一致性。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之一，金融高水平开放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议程。2023年10月末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了金融强国应具备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而这六大核心金融要素的培育和强化，均离不开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在笔者看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继续简化或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行政性管制措施，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在规则、规制和制度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其二，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下，通过改善投资营商环境，使中国成为全球资金和资本配置的重要场所，提升总体开放程度，推动主要的开放度指标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中高等收入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其三，让国内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在全球配置自身的财富。其四，提高涉外金融监管水平，确保开放程度提高后能够有效控制金融风险。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意义

第一，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繁荣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通过引入各种形式的外资，竞争性市场体系得以持续加强，经济活力获得显著提升。鼓励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长达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扩大金融开放，可以鼓励我国的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促使金融机构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提升创新和发展能力。

第二，提升投资营商环境和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通过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加快我国与国际经贸和金融服务规则的接轨，进而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同时，实现与国际经贸和金融服务规则的接轨，也有助于拓展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空间、提升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能力，为国内企业“出海”更好地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第三，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相关经验显示，越是金融开放的国家，由于担心资本外逃或资本“用脚投票”，其财政货币政策往往越具有自我约束性。从这个角度看，稳步提升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推动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实现经济政策的健康合理，当然在开放过程中，应避免过度依赖对外负债或延缓必要的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第四，实现外部经济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国民储蓄率从2010年的50%降为新冠疫情前的45%。虽然近两年有所回升，但从中长期看，伴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国民储蓄率大概率会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经常项目顺差规模的收窄。另外，我国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不断攀升，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已经超过294.8%³。如果算上隐性地方债务和城投债，这一指标可能已超过315%。从跨期均衡角度看，当这些债务在未来逐渐被偿还时，国民储蓄下降和经常项目转向逆差将不可避免。因此，从长期看，通过扩大金融开放鼓励更多资本流入，对于促进我国外部经济的长期均衡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历经多年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当下，能否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近两年，中国陆续与相关国家达成了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协议，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应该认识到，建立在双边贸易基础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受制于双边贸易平衡，一旦中国出现贸易逆差，除非能向对方国家提供人民币计值的金融资产，否则双边本币结算协议长期来看难以为继。事实上，只有当人民币作为第三方货币（通常称为Vehicle Currency或载体货币）在其他国家的相互贸易中获得广泛使用时，人民币国际化才算真正迈上新台阶。而能否成为第三方货币，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提供一个发达和开放的人民币资产市场，便利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国债和其他以人民币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