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 积极防范化解外部风险
2023年5月底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并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在百年变局演进、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中国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金融外汇脱钩、外汇储备资产安全，以及美国经济“不着陆”的溢出影响等。笔者拟围绕这四方面风险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风险
2001—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呈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最高升至2007年的9.9%，远超±4%国际认可的合理范围。此后，得益于政府积极开展“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中国对外经济失衡问题显著改善。2010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持续位于±4%以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2012年起不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低估，2015年更是首次作出人民币汇率不再低估的评估。
从中美双边贸易看，2000年以来，中国替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因此也成为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国。尤其是特朗普在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下，美国以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为由，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贸易摩擦前的3%附近提高至19.3%。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基本保留了特朗普任内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
迄今为止，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现象有所好转。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高点出现在2018年，达到4182亿美元，自此开始见顶回落，2023年降至2791亿美元，创2011年以来新低，较2017年减少了25.6%；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比重同样见顶回落，2023年降至26.3%，较2017年回落21.1个百分点。
不过，这并未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格局和贸易大国地位，美国贸易失衡状况反而继续恶化。2018—2023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均值为1.4%，仅较2017年回落了0.1个百分点，处于国际警戒线以内；海关口径的中国贸易顺差规模均值为5988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了42.7%；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升至14.0%，较2017年上升1.2个百分点。相反，拜登任内三年（2021—2023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平均为1.1万亿美元，较特朗普任内四年（2017—2020年）的平均贸易赤字增加了29.3%；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与美国名义GDP之比平均为4.3%，较特朗普任内占比上升了0.2个百分点。
当前美国大选期间，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仍在为关税政策辩护，以体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正确”。5月14日，美国白宫发布对华实施301条款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拜登政府将继续保留其前任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并额外对18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包括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起重机和医疗产品。此前特朗普曾扬言，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如果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实施极端关税政策，或将从心理、贸易和金融等多个渠道对中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在中国内需恢复基础尚不稳固、外贸对经济增长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极端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金融外汇脱钩风险
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正逐渐从贸易领域扩展至金融投资领域。一方面，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融资。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授权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公司的投资交易，提出防范“特别关注国家”。2020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限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当月纽交所宣布启动对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在“小院高墙”的策略下，2022年9月，美国白宫发布《第14083号行政命令》，将CFIUS的审查范围聚焦到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行业。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鼓励减少对华投资，实施反向投资审查限制。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停止投资中国相关股票，后者在2023年11月宣布将节俭储蓄计划I基金基准改为不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指数。同年11月，特朗普政府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此后部分中国企业被标普道琼斯指数、明晟指数移除。2023年1月，“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屡次对美国投资机构发起涉华高技术投资调查。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近期，美国一些州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迫使公共养老基金从中资企业撤资。
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在2019年达到388亿美元后逐年回落，2022年降至287亿美元，为2016年以来新低；中国对美新增投资在2014—2016年快速增加，但此后大幅放缓，2019年以来已低于10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降至4.3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规模除2021年出现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均在增长，2022年同比增长9.0%至1261亿美元，尚未体现美国对华投资审查的影响。
此外，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扬言对中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制裁的风险有可能重演。2023年12月，拜登授权美国财政部对援助俄罗斯军工基础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2024年4月，有媒体报道，美方正起草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希望阻止所谓的“中国对俄罗斯军事生产提供商业支持”。2024年6月12日，美国政府拓宽了对“俄罗斯军工基础”的定义，增加了与俄罗斯战争经济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遭受二级制裁的风险。
外汇储备资产安全问题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从短缺逐渐转为充裕。早在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重要判断，明确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也就是不再追求外汇储备越多越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美联储实施零利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为阻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中国不得不继续大幅积累外汇储备，到2014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最高升至近4万亿美元。此后，在经历了两年半时间的集中调整后，2017年以来外汇储备余额基本在3.0万亿美元至3.25万亿美元区间内波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保障巨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一方面，美国实施利己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元储备持有国被动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