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发展镜鉴

 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以成功的经济转型惊艳了世界。1965—202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从9.18亿美元增长到5014亿美元；同期，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11美元增长到8.47万美元。其中，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贡献因素，2023年金融业占新加坡GDP的比重达13.0%，是该国仅次于批发业（21.1%）、制造业（17.6%）的第三大产业。作为全球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在金融业发展上呈现鲜明的国际化色彩。研究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对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历史回顾

第一阶段：抢占亚洲美元市场先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为了维持越战后勤补给的需要，大量美元流向东南亚地区。与此同时，1967年英国在英镑贬值后采取了紧缩政策，各国纷纷抛售英镑增加美元储备，促使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上升，东南亚地区相对低廉的美元吸引了许多欧美银行的目光。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加坡，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难题，政府受欧洲美元市场的启发，看到了发展离岸金融的机会，决定将此作为推动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发展战略。1968年，新加坡政府批准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开设“亚洲货币单位”（以下简称ACU）业务，经营以美元为主的离岸业务，取消了非居民存款人在利息收入上的预扣税，允许银行以优惠税制经营ACU业务，并取消了ACU业务的外汇管制。

与此同时，为实现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的风险隔离，新加坡要求各银行对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别进行会计簿记，严格区分会计账目，ACU用于簿记离岸业务，开展以美元为主的外币记账；DBU用于簿记境内业务，开展新加坡元记账。通过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别簿记，新加坡得以在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同时，保护和发展本国银行业，最终助力新加坡成功建立亚洲美元市场。其后，新加坡逐步放宽外汇管制，1978年实现了外汇自由进出，新加坡离岸金融业务得以快速发展。同时，恰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发达国家大量金融资本流向亚洲市场，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成为亚洲美元交易中心。

第二阶段：吸引国际银行在新加坡设点

伴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新加坡顺势对计划在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银行提供激励措施。1973年，新加坡单独设立离岸性执照颁给外国银行，同时将外币经营所得税率从原来的40%降至10%，以鼓励境外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离岸交易，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开始在新加坡经营ACU业务。截至1975年底，新加坡共有68家银行经营ACU，奠定了亚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将外资持有本地经纪商股权的限额从49%提高到70%，将外资持有本地银行的股权比例从20%提高到40%，成功吸引了大量国际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业务紧缩，新加坡成立了金融部门检讨小组，为完善金融中心进行了深入反思和严格部署。其后，新加坡金融监管原则由危机前强调管制和审慎原则，逐渐演变成以信息披露为本和鼓励金融创新。1998年到2000年间，新加坡进行了大规模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加速发展；深入发展涵盖债券、股权和衍生品等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强大和有竞争力的银行业。

第三阶段：着力打造全球财富和资产管理中心

亚洲金融危机使新加坡意识到世界财富需要一个新的避险地。2001年，新加坡政府在全面对比新加坡与伦敦、中国香港、苏黎世等地的比较优势后，确立了将新加坡打造为“理财、全球业务处理和风险管理中心”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新加坡政府推出多项针对性支持政策。

一是政府直接拨款入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金融管理局将350亿新元交由市场管理，这笔资金作为种子资金，催生了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对新加坡的极大兴趣。

二是推出认可的基金管理公司（Approved Fund Managers，AFM），给予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10%的特许税率等鼓励政策，吸引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入驻新加坡。此外，为与中国香港竞争全球私人财富家族办公室的落户，新加坡统筹推进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移民制度改革等措施，为家族办公室打造优良生态系统，推出兼具运营灵活、税收优惠等特点的可变动资本公司（VCC）框架，制定家族办公室监管及税收豁免等措施，吸引全球财富流入新加坡。

三是注重财富管理人才的培育，联合业界、学术界共同培训和提升新加坡财富管理行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多措并举下，新加坡财富管理市场得以快速发展。2013—2023年，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AUM）年化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在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凸显的背景下，新加坡稳定的政治和营商环境使其作为资金避险港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截至2023年末，新加坡市场的AUM达到5.4万亿新元。

第四阶段：从区域化离岸化转向综合化全球化

随着新加坡金融业的不断成熟，在岸、离岸业务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此外全球监管的不断加强，也使全球银行业的离岸活动受到普遍约束。2004年起，新加坡政府对金融业发展激励措施不再基于离岸、在岸的区别，开始将金融业务重心从离岸转向离岸、在岸并行发展，将业务范围从东南亚区域逐步扩展至全球，推动了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属性不断增强。2021年7月1日，新加坡金管局宣布废除DBU-ACU分账的法案正式生效，自此淡化了离岸与在岸业务防火墙，有效降低了同时开展离岸、在岸业务银行的监管合规成本，对于新加坡金融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新加坡依托立足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道、可全天进行外汇交易的时区优势，以外汇业务为突破口，着力发展外汇交易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在2019年、2022年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外汇调查中，新加坡外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份额均排名全球第三、亚洲第一，离岸金融中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的新机遇

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

历经多年发展，离岸市场人民币生态系统逐步形成了以中国香港为核心枢纽，伦敦、新加坡为重要辐射节点的网络体系。三地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自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管局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以来，新加坡金管局持续推动新加坡成为离岸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心，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和贸易结算等业务。2016年，新加坡金管局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