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脱钩趋势及影响分析

中美贸易战已从关税对抗全面升级至金融领域的战略博弈。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升级版、限制养老基金对华投资、审查中概股审计底稿等手段，试图切断中国企业的国际融资渠道，制造中美金融的“精准脱钩”。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美跨境证券投资规模呈现双向收缩态势：根据美国财政部按月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截至2024年末，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中长期证券资产13093亿美元，较2020年末减少2208亿美元，下降14.4%；同期，美国投资者持有中国长期证券资产余额2460亿美元，较2020年底减少396亿美元，下降13.9%。在美国单方面推动金融“脱钩断链”系列政策下，中美金融在机构、市场、政策和货币等领域出现了脱钩现象。

中美脱钩现状

机构脱钩：设置准入障碍减少合作

机构脱钩指美方对中方机构投资设定限制或增加障碍。一方面，美国出台政策限制中美双向投资。2025年2月21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美国第一”投资政策备忘录，宣布将调整美国投资政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给中美之间的双向金融投资划定“禁区”。比如，阻止与中国相关的个人“收购美国关键企业和资产”，限制中国“对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战略部门投资”，同时“考虑对美国向中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相关领域投资实施新的或扩大的限制”。另一方面，美国意图切断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施压亚洲开发银行，要求其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并以“中国不具备发展中国家资格”为由，试图限制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融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施压，要求这些机构减少与中国的合作。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表明，美国试图通过施加金融遏制来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弱化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投资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

市场脱钩：让更多中概股退出美国

市场脱钩的突出表现是强制中概股从美国退市。2020年美国颁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成为悬在中概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法案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连续三年未接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计检查的外国公司实施退市。由于中国法律法规限制企业的工作底稿出境，PCAOB难以直接检查中国企业的审计工作底稿，这就意味着，如果中资企业不向美国提供所有的数据（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数据），就可能会被强制退市。2025年4月1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向美国国会表示，已准备对中国上市公司展开大规模“退市调查”，调查结果可能导致数百家中概股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关闭中资企业从美国资本市场获得长期资本金的渠道。

政策脱钩：缺乏足够沟通且分化

政策脱钩集中表现在中美政策协调机制基本停摆，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中美理性竞争、合作交流，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但是，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原则，以零和博弈看待中美关系，发动贸易战、技术战甚至货币战，试图遏制中国发展，使得中美政策沟通交流不畅。一方面，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对外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全面放开了制造业，但是金融服务业管制仍然较多。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补贴、人民币汇率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政策交流和协调受到很大阻碍。不仅如此，政策脱钩还表现在美国构建金融安全网时将中国排除在外。例如，2020年3月，为应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可能引发的“美元荒”，美联储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9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构建金融安全网，将中国央行排除在外。从美联储历次货币互换国家选择及实践来看，以美联储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逐渐形成了排除中国的国际货币金融联盟。

货币脱钩：去美元化

货币脱钩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结果，表现为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贸易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而且人民币汇率不跟随美元波动。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引发许多国家对自身金融安全的担忧，掀起了一轮“去美元化”浪潮。中国企业更多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约30%跨境结算使用人民币，通过主动与美元脱钩，降低汇率风险，提高结算安全性。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中国施压，2024年4月，华尔街日报曾发布消息，美国白宫正在尝试起草一份新的对华制裁性措施，旨在对中国银行进行制裁，将其排除在SWIFT全球金融结算体系。SWIFT作为全球金融结算的神经中枢，覆盖了200多个国家，接入了超11000家金融机构，全球约90%的跨境支付需要通过该系统进行。一旦美国将中资银行“踢出圈”，就会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的渠道，影响其开展正常的国际业务，扰乱全球供应链。

中美金融脱钩的深远影响

中美金融脱钩是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表现，其影响远超双边范畴，涉及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贸易网络重构以及国际货币权力再分配。

一是金融机构全球布局被打乱，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限。中美金融脱钩直接冲击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阻碍企业直接融资。其一，跨国银行、投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被迫分割业务体系。其二，资本市场的割裂进一步加剧。中概股从美股退市引发市值大幅蒸发，企业转向港股和A股融资时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境，新兴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其三，全球供应链金融弱化。全球产业链的金融配套服务趋于碎片化，跨国企业面临双重资金管理压力，增加运营风险。

二是增加贸易伙伴国选边站队的压力，使得世界经济更加碎片化。其一，支付系统分化。国际清算渠道出现阵营化趋势，替代性支付系统快速发展但尚未成熟，增加交易摩擦。其二，区域集团固化。主要经济体强化区域内本币结算，技术标准与规则体系分化，迫使企业承担双重合规成本。其三，资源国夹缝求生。出口导向型国家被迫建立双重定价或结算机制，战略资源竞争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

三是美元主导地位松动，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攀升。其一，去美元化加速。美元地位削弱，各国尝试减少对美元依赖，如巴西推动人民币结算。中美脱钩将削弱美元作为国际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降低美国通过美元收割全球财富的能力。美国商会报告显示，脱钩可能导致美国年GDP损失5000亿美元，投资者每年损失250亿美元收益。其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攀升。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几乎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恐慌。他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政策影响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了连锁反应。

中美金融是否会继续脱钩

中美金融脱钩并非单一维度的政策选择，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演进。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政策协调到货币体系，中美金融继续脱钩可能性既受制于法律框架和市场规律，也受到地缘政治与战略博弈调整，其路径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了金融摩擦，但两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度绑定和利益交织，使其金融脱钩面临多重现实阻力。

金融机构继续脱钩的可能性

金融机构脱钩可能源于实体产业断链而非行政干预。美国作为法治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基于《联邦储备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既有法律框架，即便是在美国白宫的政治压力下，也难以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关闭合规经营的中资金融机构。然而，若中美贸易冲突导致实体产业联系断裂，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转移，金融服务的需求基础将随之瓦解。这种“产业—金融”联动的脱钩机制，可能使得在美国的中资金融机构数量减少、资产规模萎缩，出现进一步的脱钩。

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产业—金融”联动的脱钩机制难以完全切断。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024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882.8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向美国出口机电产品、轻工制品，以及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农产品等，均依赖跨境支付、贸易融资、汇率对冲等金融服务支持。只要中美贸易纽带不断，双方直接投资不断，金融机构继续脱钩的可能性就很小。

金融市场继续脱钩的可能性

金融市场脱钩的推进则具有更强的制度性。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构建的监管壁垒，本质上是通过法律工具实现市场切割。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连续三年未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计要求的企业退市。截至2025年4月，该法案涉及218家中概股、总市值高达1.6万亿美元。是否让中概股全部退市，按照什么节奏退市，美国证监会需要权衡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中概股市值达4120亿美元，若退市程序启动，仅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就需抛售470亿美元头寸，相当于其全球股票持仓的7.3%；约230万美国散户通过Robinhood等平台持有中概股，退市可能导致其账户被强制平仓，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实际上，中美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短期内难以脱钩。一方面，中国对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是美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国。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